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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初，上海财经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指南，首次宣布取消转专业的成绩限制。这表明，上海财经大学更深刻把握住了教育规律。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中国高校开始按照教育规律进行人才培养，这是2026年中国高等教育持续进步的年度标志。

那么，降低转专业门槛的本质是什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在其成名之作《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概括为四个重要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其中自由又分为“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降低转专业门槛，本科生就有了更大的转专业自由，也就有了更多“学的自由”。

第一，高考成绩的限制。2005年，北京服装学院在该校《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中这样表达这一限制，“不同招生录取分数段间不能互转”。对于这一条，仍有观点认为，这关乎“高考成绩的专业公平”问题。高考后的学生进入大学时已更加成熟，在大学这一新的场域中对自己、对世界会有新的认识，我们需要给予学生“学的自由”，这是他们能够成才的关键条件。在学生已经长大一岁、两岁之后仍然固守高考成绩的专业公平观，无异于刻舟求剑。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彻底废除了转专业中高考成绩的限制。

人有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在环境场域的不断变化影响中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新的认识和抱负，并不断重新规划人生方向。他们的抱负和可能性一旦与外部教育环境更好地匹配，就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这一点看，不允许转学的规定，在过去30年中可能使一些潜在的领军人才失去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彻底废除陈旧的、僵化的高考成绩公平观，转学才可能得以开启。转学往往是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拔尖创新人才得以涌现的关键，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转学的本质，就是“学的自由”（见《中国科学报》2026年2月24日《“优本扩容”何以实现一举多得》）。

第二，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成绩限制。2005年，北方工业大学在该校《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中这样规定，只有“本专业同年入学的在籍学生中，平均学分绩点列前2%者”，才有资格申请转专业。2013年，山东理工大学在该校《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3〕123号）中这样规定，只有“学习成绩优秀，学习成绩专业排名前30%”的学生，才能申请转专业。

不得不说，以上这类规定存在一个悖论。比如，学生A成绩在数学专业居前30%，这通常意味着其在该专业学习较为顺利，他应该继续留在数学专业才对。需要转专业的，恰好应该是那些大一数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以及排名后30%的学生。上海财经大学今年的改革之所以值得褒扬，就是破解了这一悖论。

第三，学生转专业还可能受到学生当下所在院系的行政限制。在转专业申请程序中，很多大学都规定，学生转专业需要现在院系的行政批准。由于要完成教学工作量，现有院系并不希望学生转出。因而，在这个环节，学生现在的院系就可能设置障碍，不批准其转专业申请。2017年，北京大学的改革十分坚决，一方面学校理论上不再设置转专业名额限制，另一方面规定学生申请转专业不再需要原院系批准。北京大学的改革从学生发展出发，淡化或彻底去除了学生的院系身份归属，去除了原院系对转专业可能的行政限制。

通识教育的一个英文对应词为General Education，另外一个英文对应词为Liberal Education，直译就是“解放教育”“自由教育”。这意味着，通识教育会帮助学生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学习自由。学生有可能被什么束缚？束缚当然很多，如学生可能被世俗、就业、高考的一时成败、金钱、权威、经典文本、范式等束缚。从某种角度看，在高考时就选定了专业的学生会被其专业身份束缚，被其所在院系束缚和限制。实践中，这是大学“有形的身体”对学生最大的束缚。降低转专业门槛，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是既往多年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改革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在这个大潮中，2026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站在了潮头。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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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作者：马作鹏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布时间：2026/1/3 7:54:36 选择字号：小中大

丘成桐：为学术交流“拆围墙”

2025年9月10日，丘成桐（左二）与求真书院学生代表座谈交流。

图源：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网站

不久前，上海临港。首度出席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丘成桐，此行专为他的学生孙理察致颁奖词而来。

半个世纪亦师亦友，丘成桐颁奖时这样评价孙理察：“作为他的导师，今日我既自豪又谦卑。得见学生超越所有期待，以如此优雅的姿态重塑整个学科，实属师者至幸。”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前两日，孙理察在丘成桐发起设立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发表报告——所涉极小曲面、广义相对论，正是其获得“顶科协奖”的内核。

这座研究院的广场前，中式水景缓缓溢出刻满各种数学公式的池壁，不远处金黄色“卡拉比—丘空间”模型勾勒出六维抽象结构，中西融合，相得益彰。

我们在这里与丘成桐聊了关于“师者”“学者”的诸多话题。

“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40多年前，丘成桐成为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这一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之后40余年，丘成桐把精力都给了数学科研和学术人才培养。76岁的他，每天早上六点，游泳，这是一天的开始，风雨无阻。和他相识逾30年的老友林文伟教授说，游泳是他保持头脑清醒的秘诀，“若当天状态好，游了1500米，我的手机就会弹出丘老师发来的微信：‘今天游了超过1500米。’他很满意”。

林教授认为，一副强健的身体，让丘老能够持续奔波，构建无界的学术交流环境。

香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丘成桐在国内发起设立的数学科研机构，越来越多。

“建院的宗旨之一，就是搭桥，让数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到同一空间交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连文豪教授说。

按照丘成桐的构思，从具象的广场到无形的学域桥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要构建的，是一个激发科学兴趣、促进思想碰撞的开放生态。多元化的讨论班制度，将代数几何、算子代数、物理数学等方向的讨论班向所有研究者开放，既可在教室现场参与，也可线上加入，“为学术交流拆掉围墙”。

截至2025年10月，这个研究院已聘约100位科研人员，并成功举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2023、2024年会。

引进人才，更要培育人才。丘成桐在复旦大学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地方只引进不培养，一流人才引进后缺少与年轻人的交流合作，导致一流学者与年轻一代慢慢脱节，成为不再重要的学者。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据报道，研究院希望在10年内拥有核心数学领域20名世界一流水平数学家、20个交叉领域的研究团队，培养30至40名国际学术前沿水平的青年数学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博士后100名、研究生500名。“好的学者都喜欢跟好的学生沟通并互相学习。丘先生把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对全球顶尖学者很有吸引力。”连文豪说。

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渗透在丘成桐与团队的日常。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办公室就在丘成桐隔壁，“丘教授会来敲我门：某某年份有这么一篇文章，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相关，赶快去看一下。”

然而，没有结果是一种常态。连文豪坦言：“做学术，如果是重要的问题，有2%的时间找到好的答案，已经很不错了。其余98%的时间，虽不能说是浪费，但往往没有直接成果。”不同观点的碰撞，并非意气之争，而是深入的思维辩论。“我和丘先生之间经常有‘debate（争论）’，也可以说是切磋，这很寻常。”

“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

“中国的小孩子，经历过中高考的，没有胆量去挑战老师的学术，这是错的。”丘成桐说。

他在自传里回忆，赴美留学时，导师陈省身“一开始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尽管陈省身当时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年轻的丘成桐还是选择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卡拉比猜想。

“陈先生很宽容，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尊重独立思考的师生关系，最终孕育了数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卡拉比—丘流形的发现。

如今，丘成桐直接培养指导的博士超过70名，还培养了同样数目的博士后，一批青年学者成为国内外数学界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力量。

丘成桐还倡导开设了丘成桐少年班数理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珍视学生的好奇心和质疑精神的他，欣喜地发现，一些12岁的学生对提出问题很有兴趣，“他们年轻，不怕挑战老师”。

丘成桐的学术视野宽广，很清楚如何打磨有天赋的学生，引导他们找到突破的方向。连文豪说：“你要做什么，丘先生都清楚。他不仅提供文献，更能指引你这个问题到了这个节奏应该找哪位去讨论细节。”丘成桐的学术网络横跨多个领域，当学生在某一学科中陷入困境，他总能为其串联起跨学科的专家或学术工具。“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源。”连文豪说。

从不敢提问到勇于挑战，从遵循权威到开拓创新，丘成桐通过理念浸润与制度塑造，试图改良教育的土壤。在他看来，让学生“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不仅是培养数学家的需要，更是中国科学能否真正崛起的根本所在。

“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

丘成桐曾两度带领学生前往曲阜祭孔，希望引领年轻学子在先贤之地感受科学的根与魂。

他谈科学时，总要谈起文化。

“要做一流的科学，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他说，“我们有文化的沉淀——在这沉淀里长出苗，苗长成树，中间一定要经过肥沃的土壤。”

土壤何在？丘成桐说：“牛顿、黎曼，从宗教中来；对中国人来讲，文学就是很好的土壤。”

年幼时，父亲丘镇英每周都在家中与学生们畅谈孔孟之道、禅宗义理。几十年后，丘成桐在大洋彼岸依旧传承着这样的文化记忆。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每年都和同学一起去丘教授家中庆祝春节，顺便打桥牌。

丘成桐常写旧体诗，文风古朴凝练。丘成桐透露，杨振宁离世后，他提笔写下挽联，思念泉涌，倾泻而出——“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

这副挽联后来在“数理人文”发布，这个微信号还曾发布过很多丘成桐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都是研究自然中最重要、最奥秘的问题，只是视角不同。“真理是一样的，只是从山不同的方向去看。文学是心灵与自然交流得出的经验，科学是用规律观察自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丘成桐最新著作《我的教育观》中，“哲学”一共出现122次，“诗”出现120次，“文学”106次，“历史”98次。

丘成桐在书中说：“文史哲对我的数学研究影响颇深。”他曾提出猜测，断言三维球面里的光滑极小曲面，其第一特征值等于2。尽管当时这些曲面例子不多，但他用“比兴”手法，利用相关情况模拟而得出猜测，近期得到证明。

正因为笃信一流学问发展自文化之根，丘成桐在数学学院做了许多看似与数学解题、考试无关的事。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他创设“求真大讲堂”，请各领域学者给学生们谈庄子、讲魏晋风度、论苏东坡——让人文成为数学专业学生的必修。

每周，他给求真书院的学生上《数学史》。声音洪亮，站着讲述历代大师的成长过程，讲他亲历的那段数学历史。

他在书中写到开课的原因：“我从读历史中领悟到一种方法，那就是必须总结历史教训……我希望学生学习数学史，让他们晓得伟大数学家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从而思考他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基础的问题最漂亮”

上世纪90年代，丘成桐开始推动国际数学家大会落地中国。彼时的中国数学，他形容是“一穷二白”。“以前很多人都送出国了，回国的很少，本土能产生的研究很少。当时学术研究的钱太少，人家不可能来。”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丘成桐说：“我期望用这个刺激一下当时中国对数学的重视。”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提供的薪资待遇甚至比欧洲、比美国都要好”，丘成桐认为，“中国的数学正在崛起，已经站在世界水平前沿”。丘成桐指出，当今学问远比爱因斯坦的时代丰富，“我们多姿多彩”。

他倡议由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希望在未来5年间，中国能孕育出一批在国际上备受认可、斩获大奖的中国数学家；到2034年，能有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兹奖。

在AI时代，丘成桐说，如果重新选择研究方向，还会投身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的问题最漂亮。”他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向前推一步的产物，因为人工智能就是算法。”

2025年7月，丘成桐与林文伟教授等人合作在胶质瘤影像遗传学研究中的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他们用最基础的微分几何方法，将数学之美应用于医学影像，通过精巧的变换，将诊断准确率提升约17%。

林文伟很快收到丘成桐发来的微信——“极好！”因为“丘老师提出来奥妙的地方被我们实现了”。这两个字，在他们上百次交流中仅出现过两次，林文伟把这条微信珍重地存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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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为学术交流“拆围墙”—新闻—科学网

作者：冯维维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6/3/16 20:14:27 选择字号：小中大

作为高校副教授，用AI替代学生做研究，“我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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